在土地革命时期，红四方面军是我党的主力之一，有着极其鲜明的风格特点，麾下走出诸多猛将，像许世友、陈再道、程世才、王近山等等都以勇敢善战闻名。 但事难两全，彪悍的作风往往代表着不在意细枝末节，加上领导人老张用强硬手段搞一言堂，四方面军自上而下的工作作风就较为简单粗暴，对部下打骂的情况非常普遍。 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有一次给参谋长倪志亮打电话语气很冲，由于通话质量不好，倪志亮不知道对方是谁，就骂了几句。 结果陈昌浩挂了电话，直接带着警卫员来到倪志亮驻地，拿起马鞭就抽，抽得倪志亮都不敢躲，最后还是老张出来打了圆场。 虽然在政委这里吃亏，但在其他地方倪志亮也非善茬，被他打过的人不少，并且他很爱用枪教训人，子弹打在别人身边和脚下，吓得对方能记一辈子。 排在前面的几位首长多为如此，部队风格可想而知，哪怕徐向前元帅再儒雅沉稳，也改变不了整体状况。 不过，这些猛人基本也是出于军人脾性，做得不好、犯了错，当场就会教训，对事不对人，不会揪着不放。事后如果表现出色，同样会表扬。 还是说倪志亮，滕海清在他麾下当排长时挨过两次打，但后来在反“围剿”、长征时，倪志亮又救了滕海清两次。所以建国后滕海清见到倪志亮仍尊称“老首长”。 唯独有一个人是例外，他在红四方面军里口碑很差，喜欢打骂，还爱推卸责任，引起过同级、下级极大意见，许多开国将军在回忆录里对他都持以不满的态度。 更奇怪的是，他最后的去向到现在都还是个谜，一个担任过红军军长的大人物，就稀里糊涂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。 此人名叫何畏，广西龙州人，早年跟随父亲在马来西亚生活，还曾加入过马来西亚共产党。由于他对革命活动异常积极，被当地统治阶级注意到并驱逐出境，这样他才回到了祖国。 别看何畏后来行为粗鄙，但他确实是高级知识分子。回国后他进入厦门大学读书，毕业就接受组织派遣前往香港搞工人运动。1926年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。 大革命失败后，何畏参加过广州起义、百色起义，还能跟随红七军主力短暂奋战于中央苏区。但是红七军并入红三军团不久，就拨出了80支枪组建西河红色独立营，以此支援地方武装力量，何畏是独立营的营长。 这道任命，改变了何畏的人生轨迹。后来地方武装难以维持，他就回到上海找临时中央，1932年10月被派往红四方面军，开始一段新的征战生涯。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是中央空降的，所以像何畏这种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快得到重用。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，何畏一个空降不到一年的人，担任了红9军军长。 当时红四一共也就四个军，另外三个军的军长分别为红4军军长王宏坤、红30军军长余天云、红31军军长王树声，能与他们并列，可见当时何畏的地位有多高。 但在军长职务上，何畏与很多人都有过冲突。他是广西人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又以鄂豫皖地区的为主，语言差异很大。 由于他是少数派，常常怀疑其他指战员在抱团排挤自己，所以一旦别人听不懂他的话，他就发火骂人，甚至打人。像许世友、王新亭等人都被他骂过。 日子最难过的当属周希汉，他担任红9军作战科长，因为红9军的参谋长是27师师长挂职，基本不在军部，所以周希汉实际承担了参谋长这个角色，这样一来就经常挨何畏的骂。 为了减少这种痛苦，周希汉专门研究何畏发言的规律，没多久便能听明白何畏的意思了。此后周希汉的处境稍有好转，但何畏的蛮横超过了他的想象。 有一次敌人发起突袭，战线被不断压缩，军部只能选择转移。何畏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周希汉就开骂：敌人从哪个方向来的 ，你怎么组织的部队，是不是要负责？ 周希汉才把各部队的命令下达，没心思跟他吵，就起身准备走。结果何畏掏出手枪朝着周希汉身边连开5枪，虽然没打中人，但性质极为恶劣。不仅如此，在部队安全以后，何畏让人逼着周希汉认错，最终周希汉还挨了一顿军棍。 在周希汉心里，何畏是不可理喻的，周希汉晚年回忆起还耿耿于怀。 另外，何畏跟王宏坤、余天云等几个同级也处不来。有一次红4军和红9军配合作战，没能完成目标，何畏就将责任推到王宏坤红4军身上。 陈昌浩偏听偏信，一通电话打过去批评王宏坤，结果王宏坤也火了，在电话里吼道： 你叫何畏派人来看，他是什么人？他不仅打我4军的团委书记，还有本位主义，我4军在前面防御，他作为预备队在后面，等着部队差不多被打掉了，再出击捡便宜。 当时何畏就站在陈昌浩身边，这番话全部听到了。他不敢对王宏坤做什么，就拿红4军的干部出气，有一次故意找茬拿马鞭抽打10师师长徐顺礼，徐很委屈，看到王宏坤就哭诉此事，双方的关系更为恶劣。 而余天云原先是何畏的部下。何畏任红12师师长时，余天云是12师36团团长，可这层上下级的关系，并没有让两人关系亲密，反倒多有冲突。 余天云也是个脾气大的人，曾因为挑夫挡路就将对方打成重伤，性格怪戾与何畏相差无几。 所以后来在红军大学搭档时（余是红大校长，何是红大政委），两人几乎天天吵夜夜吵
